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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总览

校史演进(点击展开)

第一章 百余年的辉煌 跨世纪的梦想
  导言:一个世纪以来,复旦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经受了风雨的洗礼,迎来了灿烂辉煌的时代。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当我们回顾复旦的创业史时,更能体会崇尚科学、追求独立自由之精神的可贵。
(一)震旦学院的创办
  马相伯"毁家兴学"
  1903年,近代爱国教育家马相伯创办了震旦学院,为今日复旦奠下百年之基。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马相伯出生;1939年,抗日战争仍在继续,马相伯逝世。他耳闻目睹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沉重灾难,自幼便苦学立志报效祖国。学成之后,他为救国四处奔波,几经挫折后痛定思痛,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念头。马相伯迫切希望能够办一所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的中国新式学校,但仅凭一己之力创办大学,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因此,他寄期望于教会团体,希望教会在师资、教会等方面给予鼎力支持。拿定主意后,马相伯于1900年将自己的几乎所有家产——松江、青浦田产三千亩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今后创办自己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基金。马相伯"毁家兴学"成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马相伯在办学上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但对自己和家人却非常节俭,即使是最受宠爱的孙女马玉章想向爷爷要两个毫子都很不容易。
  震旦诞生 天主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捐赠,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当时,马相伯居住徐家汇土山湾,与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距离很近,蔡元培每天去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其后,蔡元培又陆续介绍一批学生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即今交通大学)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压迫,二百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请求蔡元培协助建立新校。蔡元培于是请马相伯出面办学,他欣然同意创办学院。马相伯与天主教会商量,借教会所属的徐家汇老天文台几间老屋充当校舍,并聘修士任义务教师,由于马相伯刚捐纳大量土地,教会不得不同意。1903年3月1日,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有学生24名,马相伯采用古印度对中国的旧称,将学院命名为“震旦”,意为中华曙光,象征中国的光明前途已经展开,就如旭日初升的破晓。一年以后,震旦蜚(fei)声四起,除邻近各省以外,远在云、川、陕、晋各省亦有人前来就学,学生已达106名。马相伯:“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二)民主自治与震旦学潮
  民主自治  建校以后,马相伯自任监院(院长),宣布办学三条宗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讲教理。在校务管理上,马相伯虽为院长,但对院内各类事务只作监督而已,每学期初学生选出几位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承担学校所有的管理工作,依循规章实行自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倡导启发式教育,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学生集合辩论时事,促使学生用书本知识,去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途径;在课程设置上,把外国语列为必修课,以西方名著作为课本,着重培养译学人才。另外,每月3次军训,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给学生打下将来为实现现代中国的理想而战斗的基础。因此,震旦学院的学生多具有民主思想。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以至触怒了天主教会。震旦学潮
  1905年初,天主教会提出干涉学院行政的通谍,声称非有满意的答复,不派教师上课,进行要挟,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法籍传教士南从周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由他来管理学院中的一切事务。实际上是赶走马相伯,夺取学院全权。南从周在夺得学院权力以后,,尽改学院章程,另立规章,取缔学生自治制度,此举遭到学生的强烈抗议,从而引发了一场学潮。震旦学院这所刚刚从封建枷锁中挣脱出来的新型爱国民主学校,又面临着被帝国主义篡夺的危险。具有爱国民主精神的学生,见此情形,极为愤慨。为了捍卫得之不易的民主自治传统,在学生代表沈步洲的主持下,全体学生举行了一次讨论大会。大会是以极其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并没有因事情紧迫而改变其作风。会议结束时,沈步洲取出信笺两卷,放在讲坛两端,一为签“留”,一为签“去”,听凭大家自由决定。结果,全校学生132人中130人签名退学。退学学生带走了学校的器具、书籍、标本,并将校牌摘去,以为他日复校的准备。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支持学生这一正义行为,辞去震旦学院校长一职,决定与退学学生一起另办一所学院。
  此举开创了外国教士攫夺我教育主权、实行奴化教育时,我国师生实行抵制或反抗的先河。
(三)复旦光华
  筹建新校  震旦散学几天后,退学学生公推马相伯为会长,另选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和叶藻庭七人为干事,筹办复校事宜。马相伯邀请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季廉、袁观澜、狄葆贤等28人为校董,协助募集学校基金,共同管理学校。徐家汇天主教会中帝国主义分子,对劫夺震旦学院的失败,很不甘心,便决定破坏震旦复校。他们利用马相伯捐献的家产、盗用震旦学院的名称,于五月份向《时报》洽登广告,宣称徐家汇震旦学院将于七八月份招生开学。法国天主教会的这种做法,性质极为恶劣。《时报》馆负责人狄葆贤为马相伯聘请的校董之一,当将此事告知马相伯。为正视听,马相伯即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说明事实真相。声明于1905年6月29日见报,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
  吴淞校区  当时不仅校址无着落,而且缺乏教师,更加缺少经费。马相伯旧交两江总督周馥,奏准拨银一万两作复校经费,并拨给吴淞官地七十余亩作为建校地基,暂借旧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同时,由严复领衔,曾铸、汤寿潜、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张謇、狄葆贤等人具名,发表《复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募捐集办学资金,得到了各界积极赞助。为解决缺乏教师的问题,马相伯四处奔走,终于聘请到了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赵国材等人来校担任教师,并不顾66岁的高龄亲自担任法文教授。
  复旦公学拟定首届招生160名,除前震旦学院的120人外,再向社会招考40名。前来报名竟达500余人,学校把招考名额增加10名,录取比例还是十分之一,其严格和难度可能是清末众多学校中少见的。1905年7月24日,在上海静安寺张园,学贯中西的两位学者严复和马相伯主持了复旦公学首届入学考试。 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在马相伯、严复、然季廉、袁观澜等先生和全体学生的努力下,终于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在师生的一致拥戴中成为复旦第一任校长,严复主持校务,两人共同制定了《复旦公学章程》,这是复旦的第一个章程。 1905年复旦公学的建立是复旦百年辉煌的正式开始,正是从此时“复旦”之名开始响震寰宇。
(二)复旦公学(1905—1917)
  导言:自一九〇五年秋至一九一六年冬,是复旦公学时期。在这短短的十一年中间,复旦公学经历了由公立到私立的变化,但始终是一所具有爱国精神和民主传统的学校。
(一)复旦公学的办学特点和曲折发展
  中西贯通 兼容并收  复旦公学在教学上具有自己的特点。首先,重视外语教学。除本国语文、历史、地理及伦理外,其他学科采用外国课本,运用外语教学。其次,重视国学。校章规定:发现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屏斥”。由于复旦学生一般国学程度都比较好,所以上课不多,但规定学生每月要交出作文(一)二篇,作为考试。第三,注意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进行演说训练。马相伯和一些教师,每星期都集会发表演说,规定学生在课余之暇,可以随时开会辩论,提高演讲和辩论能力。经过训练,当时复旦的学生都有演说的才能。严谨的治学态度,自由的学习环境,使复旦学生获益匪浅。教师都本着“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教授学生,课余还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和“讨论会”,出版墙报、校刊、学报、年鉴等,使得教学方面比震旦以及其他高等学校又前进一步。
  学制:民主和革命的学校  复旦公学建立后,历任校长注重都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行政管理上仍采用学生自治制度。学生中绝大多数比较自觉,校内学习风气浓厚,革命精神弥漫。同学多半富于革命思想,每周的中文作文,较多论及时局政治、实业问题。于右任在办《民呼》和《民吁报》时,往往择其优者,作为该报社论发表。在支持各项爱国运动中,复旦学生进行宣传鼓动活动的能力相当强。在马相伯主持复旦期间,革命先辈恽代英、萧楚女、杨之华等曾经常到复旦参加集会,李大钊、鲁迅曾到复旦作过讲演。当时舆论认为复旦是革命党的产生地。当时日本的《大阪新闻》曾评论复旦公学为“革命的学校”。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称赞复旦学生“最富民主精神”。
  曲折发展  复旦创办之初,各种条件均极简陋,临时校舍虽在提督衙门,但年久失修,在旧房二三十间中,只得挑出大一点的兼作礼堂、饭厅和大教室,其余作为办公和学生寄宿之用。由于学生宿舍不足,有的只能租赁民房暂栖。教师们大都住在上海市区,每天乘坐凇沪小火车赶到学校上课。为了解决经费的问题,严复曾去南京访问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端方。由于学校已初见成效,颇得社会赞誉,端方派人调查后非常满意,当即拨给大洋2000元。后经奏准,从1907年起,由地方财政中每月拨白银1400两为常年经费,复旦财政拮据状况开始缓和。 从1905年到1911年的7年中,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复旦公学毕业的学生,思想比较进步,知识比较扎实,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早期学生中,有些人不待毕业便出洋留学,其中如张大椿、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曹惠群、郑蕃(桐荪)、李谦若、李兆濂、陈寅恪、竺可桢等人,这些人多数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从1905年到1911年的7年中,复旦公学培养出四届高等正科毕业生,共57人。
  1906年秋,马相伯东渡日本,校长一职由严复担任。后继者为夏剑丞、高梦旦。1910年,马相伯复任校长。在此期间,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等先后主持教务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如疾风暴雨,复旦学生多数参加革命军;加上经费停发,吴淞校舍被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校一度停办。 1911年12月中旬,复旦校长马相伯、教务长胡敦复等人,在无锡士绅的支持下,借惠山李汉章公祠为课堂,昭忠祠为宿舍筹备复学。但由于地处闹市,实在不适合建立学校,上课月余,被迫回沪。
(二)迁往李鸿章祠堂(1912—1917)
  复旦公学复校  1912年3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大局初定,速令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开学。一时各校纷纷筹备复课,复旦则因校址无着,经费困难,束手无策。复旦学生于右任,这时担任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便与邵力子一起,将复旦情况向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汇报。孙中山以复旦为富有反抗外国压迫精神的学校,且为提倡高等教育,极为关注,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当即拨发补助金一万元。于右任、胡敦复等又向教育部申请立案,拨借校舍。当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江苏省都督庄蕴宽准借徐家汇李鸿章公祠为校舍。于右任、胡敦复、邵力子、叶藻庭等人,便在《民立报》馆二楼,设立“复旦筹办事务所”,公推马相伯为校长,聘请陈英士、沈缦云等为校董,积极筹备复校。但是,李公祠内尚驻有军队,不得已暂借爱而近路(今安庆路)为临时校址,先行招生,并于5月10日开学,仍名复旦公学。8月,李公祠内驻军裁撤。9月,复旦迁入李公祠内。 复旦复学后,虽经教育部批准照大学办理,但从实际出发,乃改高等正科为大学预科,分文、理两类,学制三年,并附设中学部。
  学生罢课  马相伯去在南京任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并代理都督,不能亲理校务,其后,马相伯又应袁世凯之聘,远赴北京,出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等职。学校实际负责人为教务长胡敦复、庶务长叶藻庭。他们面临的问题是经费困难。由于公费停发,学校收入全靠学费,员工薪金,难于支付,校具设备,无法维修。庶务长叶藻庭忙于筹集经费,未能及时处理学生与工友的纠纷。时值社会大变动之际,学生情绪偏激,于12月中旬罢课。罢课以后,学校校董开会研究,认为校务涣散的主要原因,是校董会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正式组织学校董事会,聘请孙中山、陈其美、于右任、王宠惠等为校董,推举王宠惠为董事会长,聘请原教务长李登辉为校长。学校董事会成立后,重订章程,筹措经费。1913年3月1日,复旦重新开学。 “读书不忘爱国”
  李登辉任校长时,正是民国初年,时局动荡,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5月3日,上海学界公祭宋教仁,复旦公学派人布置灵堂,校长李登辉、教师邵力子、蒋梅笙等均在会上发言。不久,查明袁世凯是暗杀主使人,国民党人举兵讨袁,史称“二月革命”。但是这次革命迅速失败,著名国民党人均被通缉,复旦校董中多人逃亡国外,学校经费补助来源,又告断绝。袁世凯在沪党羽,对复旦环伺侦逻,学校经济又极困难。李登辉校长一面应付袁世凯党 羽的干扰,一面千方百计地开源节流,克服重重苦难,保证了学校的生存。其后,袁世凯阴谋称帝,复旦教师邵力子等人在课堂上尽情揭露,以启迪同学。复旦学生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养成谈论政治、评述时事的风气,其中华侨学生,尤其爱国。这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特点。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恨而死。当年国庆,复旦师生兴高采烈,大肆庆祝,演剧3天。虽然经费拮据,教师待遇较低,但是非常注意聘请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型教师担任教学或教务工作,教师主要由留美学生和本校毕业生构成,如邵力子等人教国文,李登辉等人教英文,薛仙舟教德文,曹惠群、李松泉教物理、化学,朱葆芬教数学等。他们教学认真,要求严格,学生学习刻苦,风气淳朴。整个来说,毕业生水平较高。1915年大学预科毕业生张荐,经美国耶鲁大学特许,插入该校本科二年级学习。当时报纸誉为留学界的“异彩”。 1912年~1916年,共培养大学预科毕业生15人,中学毕业生150人。其中著名的有张志让、孙越崎(孙维的祖父)等人。
(三)复旦大学中学部(1917-1921)
  导言:复旦在教学上,有着显著的特色,表现在不断创立新学科、重视教学、努力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风气等。 方面。
(一)复旦大学中学部
  更名为复旦大学 1917年,复旦公学开始创办大学本科,下设文、理、商三科,改校名为复旦大学,同时保留原预科和中学部,中学部毕业生之优秀者,可以直升复旦大学。 李登辉先生1917~1937年担任校长。从此,建设复旦、办与欧 美并驾齐驱的大学成为李登辉毕生的事业,复旦的发展和他关系极大。复旦升格为大学以后,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原有李公祠校舍不敷使用。拓展新校址提上议事日程。为募集经费,1918年,李登辉校长亲赴南洋募捐,向爱国侨胞募得建校资金15万元,遂在江湾继续购买土地,可是建筑校舍,经费仍然不够。
  李登辉在国内募捐,起初备受冷遇,后得董事长唐少川的协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捐款5万元,中南银行黄奕柱捐款1万余元。教务长薛仙舟因公赴美,又向纽约华侨捐得一些款项。1920年冬在江湾建造校舍,至1922年春落成,至此学校开始初具规模,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复旦大学中学部  1922年2月,大学部由徐家汇李公祠迁入江湾校园,中学部仍留李公祠,称复旦大学中学部。除李登辉为中学部校长外,1921年秋,复旦大学中学部开始设立学长之职,第一任学长为老同学张君季量。1924年中学部改称主任。
  商科的崛起  复旦中学商科的设置,需从1917年谈起来。 1917年,复旦根据上海民主工商业发展急需经营管理人才的状况,在大学部设立了商科,与原来的文、理两科鼎足为三,这在我国大学尚属首创。同年,中学部于原来的普通科之外,也另外设立特别商科。普通科专为升大学准备,商科则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技能而设立。中学商科毕业生从商者占毕业生近1/3,培养了不少银行金融、对外贸易、工商管理、会计等方面的人才,而且大多名震商界,使商科发展迅速,学生人数直线上升。商科从1918起到1922年,毕业了5届学生,共74人。1933年第二学期时,高中商科注册95人。三年制高中特别商科所设专业课程达到13种,其中高一设商算及珠算、商业常识、打字三门,高二设经济学、簿记学,商业史、商业地理四门。高三设立商业英文、会计学、货币学、贸易学、银行学、广告学六门。1921年,商科同学成立“银行经济研究会”。诸多课余实践活动,使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商科教学与上海在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会的实际紧密结合。创设商科,开办社会急需的应用学科和专业,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革新,在普通教育阶段设商科,被视为了不起的创举。
  平民教育  1918年,大学部学生何本寿等见学校附近法华古镇、陈家巷一带农工子女,因境遇艰苦,失学者日益增多,提倡办一义务小学。这一倡议得到了学生自治会的支持,于是创办复旦义务小学,除了贫困流浪儿童,附近市民都可入学,不收任何费用,并送课本书籍、文具。在大学部迁往江湾以后,义务小学则由中学生部学生自治会接办,教职员皆由中学部同学分担,后聘请怀子宣、刘守初夫妇来学校任教。怀子宣先生毕业于苏州师范,教授国文,深得学生喜爱;刘守初先生毕业于天津北洋师范,对于幼儿教育,颇有研究。创办之初,义务小学没有固定校舍,1925年夏,由中学部体育费内,拨助300余元,建造4间茅屋;1930年春,经竭力向多方募捐,重造四间瓦房,并增加了高小两个班级,形成一所完全小学。毕业生中成绩前两名者,可以免费升入中学。入学学生日益增多,管理规范,声誉大增,逐步办成沪西地区一所有名望的小学。复旦师生认识到教育是立国的基础,力创平民教育,以求普及教育,可以说复旦义务小学的创办是中国义务教育的萌芽,是义务教育制度的尝试。
(二)改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9——1944)
气象一新的校园  1929年,中学部改称附中,全称为“私立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李登辉既为复旦大学校长,同时兼任附中校长。 1930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和教育部批准立案将李鸿章祠堂作为复旦附中法定校址。然而祠堂房舍年久失修,狭窄拥挤,而此时附中在社会上声誉之隆,全国各地生源络绎不绝,急需扩充校舍。当时任中学部主任的殷以文提出采用公债方式集资建造新教学大楼,分期建设。建成一座三层新校舍,后又建成一座水泥钢筋四层教学大楼,旧有宿舍全面翻新,扩充和更新图书馆,使之成为了当时上海独树一帜的中等学校图书馆。一时间,复旦校园“气象 一新,老同学之过此者,几疑为另一世界焉。” 合作互助  商科教学紧密结合实际。经复旦大学教授薛仙舟创议,1919年,大学部师生发起成立“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具有先进性的理念与实践往往先起于大学,而于之联成一体的中学部一脉相承,也活跃表现出来。李登辉校长鉴于中学部学生年龄幼小,自己缺乏理财能力,决定继大学部后在中学部设立合作银行”,并制定了《复中合作银行取款项章程》,以期保管青年学生的钱款,不致浪费,同时借此传播合作思想。行长由教师担任,商科学生充任业务。这种合作观念深入复旦师生心中,并被诸多校友以实际行动体现:广州、重庆、澳门、安徽等地先后办起了复旦中学。如今,复旦旗帜,迎风猎猎,在这面旗帜下,上海复旦中学、复旦附中、重庆复旦中学、台湾复旦高级中学、上海复旦初级中学、广州复旦实验中学,如一个家的兄弟,同唱一首校歌,共循一个校训,合作互助,为中国的基础教育竭诚服务。中学合作银行完全以服务为目的,是培植合作精神的合作教育的载体。诸多课余实践活动,使学生毕业后能迅速适应社会。
  在战火中洗礼  复旦在当时是有名的爱国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包括中学在内的复旦师生员工两千人余人,举行国难纪念周大会,会后发布宣言,激奋国人,通电全国,力请政府团结国民,收复失地,并决定全校加紧军事训练。这是“五四”以后复旦学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之声。复旦学生利用课余空隙,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2年1月,东北三省沦陷,由复旦中学、复旦实验中学等三十余所中学组成赴京请愿团,代表上海中学生赴南京请愿。复旦附中学生因请愿被反动军警打伤,成了鲁迅抨击“不抵抗”政策的有力论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内迁重庆北碚,并于1941 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而附中仍留沪坚持教学。上海被敌伪占领后,为名大节,学校一度将校名改为“私立笃志中学”。以李登辉校长为代表的复旦师生凛然的民族正气,八年抗战中,敌伪始终不敢染指附中。地处法租界外沿的附中,排除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仍然坚持民族教育的实践。
  严格治校  附中在沪上声誉雀起,这与学校坚持复旦一贯的教学品质和风格,坚持在管理和教学上不遗余力,教纲学纲纯正是分不开的。复旦从建校始,以严格治校著称。从校务、教务、训育、体育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李登辉在周末训话中,强调复旦学生严守校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达了学校确保教育秩序稳定的决心,并勉励到“务使吾附中同学,得为全国学生只模范。” 教学上要求严格。李登辉对附中随时巡察,有时索性和学生并坐,细心听课。他还重视外语的运用,除国文、历史科目外,要求所有现代学科尽可能采用原文课本,讲授也进肯采用英语,附中教师大多胜任。学校除学习一般中学都有的课程外,并拓展了很多教学领域,如章友三讲授教育学,温崇信讲授社会学,伍蠡甫讲授英语等。
  复旦教师  担任附中教务管理的是一批早期复旦学子,如温崇信、江一平、郭雅亮等。复旦教师构成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很多大学部教授在附中授课,附中教师也不乏在大学部开课,这成了复旦教学上的又一传统。在艰苦的时刻,保证了正常教学秩序,它是附中长期保持高质量教学品质的重要保证。例如,李白园上高三英文几地质学,也任大学部英文教授;章友三在抗战前已是名教授,在附中讲授逻辑学;历史学家耿淡如在附中讲授西洋通史;附中主任殷以文在大学部讲授国文,应九功同时讲授附中、大学部国文。另外任教的都是一些包括学者在内造诣深宏的教师。如温崇信教授英文、教国文的毛西璧、教社会科学的包怀白、教化学的曹简禹、教音乐的陈歌辛等,同时也有交通大学教授来附中授课。他们学时渊博,教学严谨切妙语连珠,引人入胜,有的每课必问,学生临阵,独立思考,收益颇多。毕业生中考取国内著名大学,如清华、交大、中央等校甚多。在马相泊、严复积累的复旦教育财富基础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李登辉在理论上全方位指导了学校的各项工作,发展了复旦教育思想,并且是复旦特质教育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复旦附中时期是复旦中学的成熟期。
(四)复旦中学时期(1944——至今)
  导言:此时期,复旦中学脱胎于大学部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后来又由私立改制为了公立。
(一)复旦中学薪火相传
  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不是师范类院校不能设附属中学,依此规定,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改为私立复旦中学,校长仍为李登辉,何恭彦任主任。李登辉、于右任、钱新之等19人组成学校董事会。与复旦大学部紧紧相连的中学部,经历了共同拥有的坎坷艰辛和成功荣耀,走上了独立之路。四十多年来,属于“复旦”名下的独特而深厚的传统和精神,仍然由私立复旦中学传承和播扬。 1947年,李登辉校长去世,校董会推荐原总务主任周述为校长,胡介峰为教务主任。
  建国后的新篇章  解放前夕,复旦中学师生以自己的奋斗,对解放上海作出了贡献。国民党政府教育局下令全市学校停课。复旦党支部在钱其琛、章增的领导下,成立了沪西南一区保安队,一面抵制停课令,继续上课,一面担负起护校的任务以及参加秘密查看和绘制敌机关地形图的任务。 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私立复旦中学所在的上海西区。从此,这一天,就定为校庆日。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应复旦中学师生之请,欣然提笔写校名。胡介峰出任建国后第一任校长。 建国初期,学下着手改造组织建制,除了建立党支部外,废弃原教务处、训育处,建立教导处,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并建立教研组、班主任制。教师政治学习小组,学生团组织、少先队、学生会也建立了。教学中改用新教材,废公民课为政治课,由原地下党员和经过培训的政治教师任教。 1956年,学校由私立改制为公立,更名为上海市复旦中学。陈毅市长亲自签发任命书,任命王堃鳞先生为副校长。在传承复旦思想本源的基础上,学校锐意改革、创新和进取。90年代初期,学校制定了“清、熟、活”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实施了有切实效果的教学常规和学习常规。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发展性教育”、“历史名校可持续发展”、“聚焦课堂教学提升生命智慧”等课题的思考和实践,引领全校师生面对时代变革,全面提升修习素养和综合能力。近年来,学校以文化立校、自强育人思想为指导,既重内涵发展,又重外延拓展,正努力办成具有独特个性,有自身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实验性、示范性高级中学。一百多年来,复旦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文化名人、名师,多位院士,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国家栋梁之材。
(二)复旦初级中学
  狗万体育滚球是百年历史名校复旦中学的初中,是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地址在上海市新华路329弄43号(新华别墅内)。学校拥有理、化、生实验室、计算机室、多功能语音室、多媒体室、音乐室、美术室、电子备课室、电子阅览室等现代化教学设施,所有教室实现数字化。校园整洁优美,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目前,学校有教职工84名,其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含课程班)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7%。有班级25个,学生773名。学校以邓小平教育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教育科研为先导,以德育为核心,以深化课程改革为重点,以双语、体育、艺术和科技教育为特色,以学校人才高地建设为突破口,以建设先进的学校文化为努力方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将学校办成一所“高质量、有特色、现代化”的素质教育实验性、示范性学校,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近几年来,我校坚持走“科研兴校”、“科研兴教”之路,优化了科研管理机制,形成了一支能力较强的科研队伍。学校先后立项市级课题一项,区级重点课题三项,区级一般课题四项,校级课题100余项。近三年,教师在市、区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课题《依托重点中学,办出分校特色的运行机制的研究》获区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课题《中学对话教学行动研究》获市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现在学校的科研氛围越来越浓厚,教师的科研水平、教学能力、人文素养日益提高。教师高质量的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校毕业生合格率100%,优秀率近45%,并形成了双语、科技教育、艺术、体育等特色,办学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了学校的快速发展。学校先后被评为:上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红旗大队、上海市安全文明单位、长宁区文明单位、长宁区行为规范学校、长宁区教学工作先进学校、长宁区教育科研先进学校、长宁区科技教育特色学校、长宁区体教结合先进学校、长宁区艺术教育特色学校、长宁区语言文字先进学校、长宁区教育系统先进党支部、长宁区先进教工团支部、长宁区健康校园、区青少年教育保护先进学校、长宁区环境教育绿色学校。学校还被批准为:上海市课程改革实验基地学校、上海市校本教研基地学校、“联全国教科文组织EPD项目实验学校”、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实验基地、长宁区双语教学实验学校、全国“十一五”重点课题“交互式电子白板”实验学校。办学理念: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学校精神:服务、团结、牺牲育人目标:传承 “服务、团结、牺牲”的复旦精神,培养具有爱国、明礼、自律道德品质的学生;遵循“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复旦校训,培养具有乐学、勤学、善学学习品质的学生;践行“努力前程”的伟人期望,培养具有健康、乐观、向上身心品质的学生。一个世纪过去了,复旦不断发展壮大,一步步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第二章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一所学校,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固然很重要,但那种独特的历史积淀、文化氛围、学术空气以及优良的传统才更能体现它的地位和价值。复旦有复旦的传统,复旦人有复旦人的精神,百年复旦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复旦,校名有典
  复旦大学的前身,是马相伯于1902年创办的震旦学院。震旦开学一年多之后,因法国教会势力干预学校教务,篡夺校政,以于右任为首的绝大部分同学愤然退学。1905年,他们重新拥戴马相伯创立了复旦公学,校名"复旦"便是于右任所取,表示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的意义。 "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中的一篇《虞夏传》。《虞夏传》记载,舜将禅让给禹时,"卿云聚,俊乂集,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复旦"二字便出于舜所唱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为"明明相代",日月光辉长久照耀,象征舜禹禅让将给天下带来无穷光明与福祗。《卿云歌》因为出自传说中的圣贤之口,具有感召国民的巨大力量;而且舜以庶人登帝位,又禅让给禹,足以为平民政治的楷模,与清末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时代背景颇为吻合。所以,民国二年教育部征集国歌,众议员汪荣宝便将《卿云歌》稍加损益,提交部议,得到吴敬恒等名流的赞同,起到了临时国歌的作用,1921年更被指定为正式国歌。这样一来,校名与孙中山先生建立的中华民国国歌同出一源,复旦与近代中国反帝、反专制的主旋律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复旦的诞生,是由于反抗宗教的强迫,追求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复旦命名的初衷,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旦"二字高尚优美,意旨宏远,足以感发复旦人的爱国情怀。校名有典,又不失时代意义,其内涵和外延为本校的精神作了最好的注脚。
(二)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校训这十个大字,典出于《论语·子张篇第十九》,全文是:“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用简单的语句来解释,“广泛学习而矢志不移,切实联系学问进行贴近实际的思考”。 博学,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到如今,学识的范围更广,门类众多,以科学而言,凡有组织有系统的知识,均可称为科学,自然科学以物为对象,是研究自然物质及其现象之科学,如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社会科学以人为对象,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以求发现其中因果关系之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今日之学识,真是汗牛充栋,浩如渊海,齿豁头童,尚不易有一技之长,一学之精,我们应当先对工具的学识,如语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有切实的基础,然后进一步的对各种学科有个一般的了解,然后再进一步的,根据自己学之所长,国家时代之需要,求一门或数门学识的专精。前者为通才,后者为专才,在科学突飞猛进的今日世界,研究学识的步骤,必须由通才而转向专才。学不博则不能精通,好多科学均是有联带关系的,个人的时间与精力有限,绝不能把样样学识都学得精通,我们求学,很容易犯一通病,样样都好象懂得,其实样样都未深切了解,样样都好象能勉强做,其实样样都做不好,甚至于都不能做。今日求学,不仅读今人书,并且须读古人书,不仅读中文的书,并且须读外文书,不仅读二流三流的书,还须读原作家的书,并且须读报章杂志,听专家演讲,尤其重要的要做笔记,读书有时如走马看花,有时如拈针刺绣;有时可浅尝即止,有时须熟读深思,经过了深切研究,不了解的了解了,记不得的记得了。 笃志,就是对自己的志向很坚定。求学不是为的装饰品,求学决不是为的镀银、镀金、面子、光荣,求学不是为的敲门砖。求学当然为求生活的技能。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在身,求学是学生活之道,不做家庭的消费者,不做社会的寄生虫,但是仅学会个人生活的技能是不够的,士要先立志,且必需笃志,志大人之学,读书人的志向是明白人生宇宙之道,然后成己成人,不能在知识学问中迷失方向。以生活为目的,以生命为意义,要改进人类全体的生活,要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要学如何使国家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如何安定社会,富裕民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立志做什么事,做什么人,未立定志向之前,要多多思考,立定志向之后,就要坚苦卓绝,不可见异思迁,蜘蛛做网,蚂蚁觅食,全给予了我们坚忍的教训,人生仅几十寒暑,求学与做事,都不应该冲动性的常有变化,这山望见那山高,到了那山更糟糕,莫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切问,所谓切切实实的问,就是问问题问得恳切,问到要害上,不是泛泛而问。问必需先问自己,研究之后而仍有所疑,然后问工具书,问参考书,问教师,问同学,学贵乎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好奇心为发明之母,学而不问,只做了一半工夫。我们一定要问字典,问辞源辞海问百科全书,问其它参考书,问良师益友,问热诚的专家,疑问经指教后,要再研究,要再回想,然后触类旁通其乐融融!问必有所得,问才能进一步的有所疑,有了进一步的疑,再详加思考研究,可能自己就了解,如果仍不能了解,则应当再问,这是求学的必然途径,千万不可勉强以不知当做知。近思,近思就是运用思想由近及远,由易及难,由浅及深,由小及大,由已知及未知,行动前有意志,意志前有思想,这个意志是经过思想考虑才决定的。思想是要有起点,有方法,有系统,有终点,所谓有思想程序。我们学习任何科学或技能,全是不断的在“尝试与错误,错误与尝试”的过程中的,意志薄弱的人,尝试发现错误,即自认失败,没有勇气再去尝试,意志坚强的人,不断的由尝试中寻到错误,改正了错误再尝试,错误是意志坚强的人的参考资料,失败是意志坚强的人的成功基石。前一句讲做人,要求学生要有广博的知识,做人和做学问都要立志,而且要志向专一(笃志),不能朝秦暮楚、见利忘义,要坚忍不拔、奋斗到底;后一句讲做学问,据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院士在我校90周年校庆时校训墙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做学问就是要学会怎样问问题,问对了就可以求得正确答案。所谓“切问”,就是经常问,而且要问得中肯;所谓“近思”,就是把问题放在脑子里经常思考。所以李政道院士对复旦学生说:“你们要相信自己,要对‘志’作深刻的考虑。你们的志是什么?心之所向在哪儿?你的志愿在哪儿?将来你要做什么样的事业?这些问题都是年轻人必须考虑的。所以,复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非常有意义的。”
(三)校歌
  复旦大学校歌由刘大白作词、丰子恺作曲,创作于1925年: 复旦复旦旦复旦,巍巍学府文章焕,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无羁绊,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复旦复旦旦复旦,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交相勉,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复旦复旦旦复旦,沪滨屹立东南冠,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声名满,前程远,向前、向前,向前进展!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
(四)校徽
  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所有关于复旦的纪念品上,几乎都有这样一个醒目的圆形标志——圆圈正中是古文“复旦”的字样,上方写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下方则是“1905”字样,意为学校建立的年份。复旦校友对此恐怕再熟悉不过了,而鲜为人知的却是这个标志的真正来源——“复旦奠基石拓片”。复旦大学校史馆的王忠道老师亲历了奠基石拓片发现、收藏的全过程。“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校庆办公室工作,某天,当时的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孟祥生老师突然来办公室说,学生在劳动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奠基石。”据王忠道老师说,这块奠基石的发现地正是现在的力学系实验室所在地,过去曾经是一片小树林。被发现时,这块大石头被当作盖子覆盖在下水道出口上方,背面朝上,翻开之后能够清晰的看到上面的图案——圆形正中是“复旦”的古文字样,上方是校训,下方写着民国九年。 由于“民国”字样在当时还较为敏感,这块奠基石被清洗干净后就一直保存在办公室里,尘封多年,直到学校开始筹办80周年校庆。王忠道老师回忆说,“我们着手筹备校友会时,打算制作一些纪念章赠予国内外友人。正在斟酌用什么图案最为妥当,突然就想起了奠基石拓片上复旦的圆形标志。”王忠道老师的这个想法在领导的首肯之后被正式启用,只是把民国九年改成了“1905”字样,并且沿用至今。之后,这块奠基石一直被安置在日本研究中心前的草地上,边上附有谢希德先生的题词“1922年复旦奠基石”。
(五)李登辉倡导:团结、服务、牺牲
  老校长李登辉曾提出六个字的复旦精神:团结、服务、牺牲,今天来看,也还不无启发。 李登辉校长原来是一位华侨,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为了振兴祖国,回国献身于教育事业。在他长期的教育生涯中,认识到应该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其中尤以德育最为重要。因为仅仅体育好,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仅仅智育好只能造成狡猾的白私。社会上最可怕、最危险的人,是那些没有道德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他指出,在五四远动时,北洋军阀政府中身居高位的留学生被青年打倒,国民党政府中,在五四运动中打倒他人的人,现在又必须他人起来打倒。在国民党中,“有许多号称革命领袖的人物,怕只是投机成功的专家”。他认为个入的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都是一句空话。 一九三零年,他在《成功的意义》一文中说,只有以牺牲、博爱换得的成功,才能万世不朽,与日争光;只存丢开了自己私人的成功,而致力于大众的成功,忘却小我、致力大我,才能受万流景仰、百世师宗。一九四三年,李登辉处在敌伪的上海,他仍然教育学生:“诸生当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出校以后务须发挥复旦之此种精神”,“以爱护其国家”。 抗战胜利以后,李登辉发现国民党更加腐朽,对国事忧心如焚。他在一封信说:“世风较前更下,人心较前更险,国民道德普遍低落,上下交征以利,寡廉鲜耻,莫此为甚”。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李登辉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再次阐述复旦精神的含义。他对大学毕业生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你们穿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应当对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还需要团结。全体人民团结,中国才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 “服务、牺牲、团结”是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师生校友的嘱咐。这是一个爱国的老教育家的恳切希望,更是他留给复旦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
(六)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复旦人的爱国历程
  爱国奉献、服务大众是复旦的传统。复旦的爱国传统是与生俱来的。1905年,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和爱国师生们,为反抗外国教会势力的文化垄断和干涉,毅然宣布脱离震旦学院,创立复旦公学。复旦的创立都是伟大的爱国壮举,都寄托了国人自主办学、教育救国的希望。因此,学校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引导学生走向进步的道路。李登辉校长认为,在各种各样思想对学生进行影响的时候,要引导青年走向真正爱国的、积极努力的方向去。此后,复旦学生在每次反帝爱国运动中,都站在斗争的前列。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复旦形成了爱国革命传统。
(七)五四运动中的复旦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了反对卖国贼和反动政府的示威游行,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革命的风暴起来了。这风暴很快席卷了上海,也很快席卷了复旦。 5月5日清晨,一阵急促的钟声传遍了位于徐家汇李公祠的复旦校园。大家互相在问:“出了什么事?”“听说邵先生在饭厅召集同学,有重要事情通知。”邵力子先生是复旦国文教员,并兼任《民国日报》总编辑。5月5日深夜,他收到了关于北京爆发学生运动的专电,便立刻打电话首先通知复旦学生。天刚亮,他就从市区赶来了。邵先生激动地站在一张饭桌上报告着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的壮举。最后,他大声地问大家:“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就没有吗?” 此时,同学们满腔的悲愤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学部学生何藻仁当场发表演说,呼吁全校同学立刻行动起来,响应北京同学。大家一致决定推举28名代表,分头去各大中学校联络,采取联合行动。当晚,复旦学生朱承淘受上海三十三所大中学校学生的委托,通电全国,强烈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上海人民举行国民大会,复旦有二百多名同学参加。复旦学生为推动上海学生运动的开展,积极筹建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11日,上海学联成立,何葆仁任会长。朱承洵为总干事兼总会计。5月29日,上海学生二万多人举行总罢课宣誓。复旦同学到会最早,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一时,复旦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和大本营。与北京、天津等地遥相呼应。 6月4日,北京军阀大肆逮捕北京学生。当晚7时,上海学生出现在街头,动员各商号罢市。5日清晨,复旦学生首先说服荣昌祥西装店罢市。随后,在学生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各商号纷纷罢市。工人阶级这时也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掀起了罢工高潮。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6月9日,淤沪护军使卢永祥派大批军警强迫商店开业。复旦学生闻讯后,立刻集体整队前往市区。临行前,同学们在操场宣誓,“无人不抱一必死之心”。到达市区后,同学们沿街宣传,鼓动商人将罢市坚持到底。孙中山先生曾亲自接见复旦学生代表,并聘请律师为同学们的后盾。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罢免了曹汝霖、陆征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复旦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重大贡献,将载入史册。 注:五四运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八)为抗日救亡赴京请愿
  1931年9月20日上午七点,紧急集合的钟声连续不断地响了二十多遍。在钟声的召唤下,全校师生都从各自的宿舍里跑步到达了大操场上,大家席地而坐。校长李登辉偕同秘书金通尹和文、理、法、商四位院长,各系科主任,教授、助教以及职员等已先行进入会场。 八点整大会开始,文学院院长余楠秋以沉重的语调说:“前天——九月十八日,我们祖国的东北一角沈阳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强行占领了。我们东北的驻军,没有进行抵抗,便把国土拱手让人了!”理学院院长林继庸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要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提出抗议,我们要请政府出兵,收复失地……"法学院院长吴颂皋接着说:“日本军队占领我们的沈阳城,破坏了国际公法,我们是不能容忍的!”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说:“日本军队强占我们的国土,真是岂有此理……”这次大会,历时两个多小时。自从举行了这次大会,各系科的同学们经常分成若干小队,前往南京路、外滩、南市、闸北以及郊区乡镇等热闹地段,宣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东北的种种暴行,劝募现款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将军等。 9月21日,复旦师生二千余人,在操场上举行国难大会,通电全国.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占中国东北。大会决定:(一)从全体师生中,即席推选人员,组织成立“复旦大学抗日救国会”,与兄弟学校联系,推进沪市各项爱国运动;(二)即日成立一支“救国义勇军”,由身强力壮者志愿报名参加,暂以现有老式步枪以及木制假枪为武器,加强军事训练,作好在战时开赴前线的准备;(三)组成“复旦大学赴京请愿团”(注:京,是南京),师生自由报名参加,定期于9月27日,出发到南京去,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东北,收复失地。 9月23日,复旦学生赴京请愿团组成,总指挥陈传纲,先遣队负责人张其绪。25日,请愿团千余人队伍到达上海北站,要求乘火车赴南京请愿,被当局强行阻拦,致使列车不能开出,交通中断。上海其他学校学生闻讯纷纷赶来声援,请愿学生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同意学生购票上车。复旦请愿队伍27日到达南京,发表了“请愿宣言”和“告首都各界人民书”,要求立刻停止内战,全国一致对外;恢复已失领土,保护东北人民。 28日上午,复旦请愿队伍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冒雨游行请愿,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保卫祖国”等口号,群情慷慨激昂,队伍浩浩荡荡到达国民政府外交部办公大楼时,由于外交部接待人员要求派代表谈判,手续繁琐,部分学生冲进外交部大楼,殴伤部长王正廷. 29日,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他一面表示“中央决不负国人”,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一面又指责学生请愿影响他“政治与外交的筹划”,说:学生如愿回校求学,车辆已准备好.当晚离京;如愿从军,即可编人义勇军.各级军官和营房已准备好.总之,软硬兼施,迫使请愿学生返沪.此次以复旦学生为首的上海学生赴京请愿,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烈火. 国民党"中央日报"9月30日报道说:“此次请愿,秩序之佳,从未有过。”"各校之中,以复旦大学之组织为最完备,有总指挥部,有纠察队、交通队、卫生队、通讯队.服装也较他校整齐……,该校之组织,为其他各校所取法." (注:陈传纲,又名成全,当时是复旦学生.解放后1958年至1965年修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九)社团
  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愿按照共同的宗旨组织的团体,它既能丰富校园文化,又能充分发挥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促进学生素质发展,充分实现成员的共同意愿。复旦中学学生社团是复旦中学学生以共同理想、兴趣为动机而自发组建的学生组织。一直以来,复旦社团对丰富学生生活、塑造学生完整人格、建设多彩校园文化,构建和谐校园起着重要的作用。1979年“文革”后复旦第一个学生社团——书画协会成立。现复旦校内学生社团分通讯、体育、文化艺术、科技活动、学习共五大类,总数26个。复旦学生通过社团这一载体,充分利用校园的文化设施和课外的文化资源,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在学校领导的指导与支持下,不断地充实完善文化载体,并根据时代特征结合复旦实际与素质教育背景,力争使这些课外文化活动具有群众性、自觉性、知识性、娱乐性。学生在“求知、求新、求美、求乐”的活动中,开阔视野,活跃身心,增进友谊,丰富生活,因而受到全校师生的肯定和欢迎。在艺术教育方面,复旦中学发挥学校优势,注重学会审美,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学生摄影活动开始于70年代,在上海市率先成立中学系统的“学生摄影协会”。经过18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编写出版了教材。摄影在我校已列为高中必修课,初中选修课和活动课,做到人人都会摄影。学校摄影协会成立已有18年了,培养近千名业余摄影爱好者。学校每年组织摄影夏令营,让学生走出学校,走出上海,到大自然区陶冶情操,领略祖国的锦绣河山。大批摄影作品在国际、全国和市区获奖,先后有8幅学生作品到日本,美国,南斯拉夫等国参展。学校首创的“少年画”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先后举办了六届“少年画”大奖赛和六次学生作品展。有几十幅学生作品先后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中学生报》、《中国中小学美术》等十余种报刊杂志上刊登。美术教师杨云平同志编写的《少年画创作教与学》已正式出版并作为学校教材。学校学生合唱团在市里也小有名气,几年来为高校输送了不少人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新组建的“马林巴”中学生打击乐团,在市里乃至全国算是同类首创,打击乐在中国著名指挥家曹鹏(打击乐团顾问)和留美硕士陈祥豪(指导老师)的指点下,进步神速,受到市里领导的关注和好评,特邀在今年的全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上演出,受到好评。在复旦还有一支颇有影响和生命力的社团队伍,那就是复旦中学篮球队,在上海市中学生的篮球比赛中,分别打出全市第三名和第五名的好成绩,并在学会健身的指导下,学校形成了复旦“男拳女操”的大体育格局,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部分社团简介:灵翼电脑社灵翼电脑社成立于2001年9月,是学校中一支比较新兴的队伍。“灵翼”是社团的名称,为什么要取名叫“灵翼”呢?这是因为计算内部语言中,最重要的二进制码。二进制码不正是由0和1组成的吗?所以正是取了0和1的谐音“灵”和“翼”,这不仅反映了是电脑社团,还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灵”象征着灵感、创造;“翼”象征着双翼、翅膀。电脑社的每一位成员都希望以一双充满灵感的翅膀,翱翔在这个数字时代的广阔空间中,创造出各种有趣的作品。
  目前这个社团至今已有30名社员,他们都是高一高二的电脑爱好者,同时也拥有很多热心的编外成员。社团成立的目的无非是让更多学生会有机会接触到计算机。通过五彩缤纷的Windows窗口,温馨的网络世界及各种各样有助于同学们的学习和丰富课余生活的知识。同时,电脑社的宗旨在于组织校内广大计算机爱好者互相学习,交流计算机学习的经验和心得,通过开设讲座,集体上机,创办刊物,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举办各种计算机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在全校乃至全区范围内宣传计算机知识,以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舞之韵舞社舞之韵舞社于2003年9月开创,又名Hip-hop社。随着嘻哈风的盛行,Hip-hop越来越受学生的喜爱与关注,舞之韵舞社就是为想学hip-hop的同学创造有利条件及展示自我的舞台。舞之韵舞社的宗旨就是丰富同学们的校园生活,调动同学们对艺术和体育的积极性,培养同学们更多的特长,挖掘自身的潜力。舞之韵舞社获得过台上杯中学生男篮邀请赛拉拉队最佳表演奖,参加过肯德基杯中学生健美操比赛并获得优胜奖及获得新闻晨报肯德基杯最佳拉拉队奖。同时,舞之韵舞社还参加了校运动会的开幕式,在开幕式上表演了hip-hop和啦啦操。在上学期,舞之韵舞社参加了校运动会的开幕式的舞蹈表演,在开幕式上,她们挥洒着汗水,将她们排练的街舞与啦啦操展现在大家面前,为运动会的开幕式画上了点睛之笔;舞之韵舞社还参加了区学代会的展示,在社团各社员的积极配合与参与下,社团展示在当天的学校展示中成为一大亮点;舞之韵舞社的成员也在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上进行了炫目的街舞表演,深受全校师生的好评。
(十)复旦童子军
  石马,本来有着高高昂起的头,刚开始在丞相家门前,后来屹立于复旦童子军团部的院内,注视着代代童子军队员的成长,也见证了复旦百年沧桑。泣血劫难留下的历历伤痕,难掩复旦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传统。 复旦创立者马相伯,特别重视学生体质训练,在学校章程中规定,学生必须上兵操课。为此,他特别聘请美国军官作操练指导,后又专门聘请英籍教练。这期间,复旦校董、中国海军元老萨镇冰特穿着上将军服,到学校亲自指挥学生的军操。   1915年(民国四年)6月,复旦童子军创立。一开始由英国人H.H.Johnson主持办理,编列是上海童子军第7团。当时入队者,都是自愿,各类课程都作为课外活动。1930年夏,殷以文主任将童子军课程列入必修科目,由校友训育长冷雪樵继任团长,专门负责。1931年春,在中国童子军司令部登记,被编为中国童子军268团。1933年夏,李登辉校长及附中殷主任,考虑到童子军师资建设需要,开办教练班。1934年秋,团部落成,耗资三千,占地约80余方尺,完全是中国宫殿式。
  复旦童子军平时重视对队员的教学训练,修养身心,且重视实践,投身社会,报效国家,取得优秀成绩。如“一·二八”淞沪抗战战场服务,历次童子军检阅露营,航空运动等。   我校童子军团长以下,设教练3人,团务委员7人,文事、会计、保管、事务各1人。设初、中、高三级童子军,设第(一)(二)三中队,以下再设狮、象、虎、豹、鹿、狼、马、牛、羊、犬、鹤、鸡、鹰、雀、燕共15队。
  1935年7月,美国童子军25周年(我校童子军20周年)纪念,全国考选12名参加,复旦学生,童子军潘祖训入选出访。
  推究童子军、学生军的兴起,实是由于外患严重,内乱不止,青年学子想要奋起救国,因而较得到社会舆论的认同。当时在南京立足不久的国民政府,抓住这个机会,要求全国各大、中学校,共同训练学生军,并派遣军事教官到各校。复旦的军事教官是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的陆军少将董源清,可见当局的重视。政府扶持学生军训练,其目的既是增强学生体质,使他们掌握初步军事技术,做合格的现代国民,又有培养、储蓄后备兵员意思。然而当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时,保家卫国是每个国民的义务,效命战场也是份内事。至于政府对学生军训或另存意图,则恐怕不是青年学子所能知道的。大中学生短期军训,接受一定的军事技能及军操军规训练,于国家于个人都是有益无害的事。这在复旦,历史也是如此的悠久呢。
第三章 老建筑 新房子
  复旦拥有美丽宁静的校园,绿树成荫,鸟语花香,是莘莘学子读书的理想场所。“校园建筑”写的是校园老建筑、新房子的故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些文字中寻觅和品味当年老建筑的风姿。
(一)复旦中学:原是李鸿章祠堂所在地
  华山路靠近淮海路的地方有一座高大的砖红牌坊,当年是李鸿章祠堂的大门,世人称之李公祠,现为复旦中学校址。
  上海市复旦中学是一所百年名校,其前身是爱国教育家马相伯于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1912年,复旦校董、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授令,南京临时政府批准,拨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复旦公学校址(即今址)。1917年,公学升格为复旦大学,中学部改为复旦大学附中。1922年大学部迁江弯,附中仍留在李鸿章祠堂,而复旦大学附中就是今天的上海复旦中学。
  李公祠是在李鸿章去世之后的1904年,他的忠实幕僚盛宣怀等报批朝廷为之建立的。共有40亩地,前后三进,旁边还有花园、碑亭、戏台、荷花池、厢房等。祠堂大门是一座高大的红砖牌坊,后来作为复旦公学的校门。主体建筑大殿“丞相祠堂”现为复旦中学校史陈列室。
  1930年,民国政府内务部和教育部批准立案将李鸿章祠堂作为复旦法定校址。然而祠堂房舍年久失修,狭窄拥挤,而此时附中在社会上声誉之隆,全国各地生源络绎不绝,急需扩充校舍。当时任中学部主任的殷以文提出采用公债方式集资建造新教学大楼,分期建设。建成一座三层新校舍,后又建成一座水泥钢筋四层教学大楼,旧有宿舍全面翻新,扩充和更新图书馆,使之成为了当时上海独树一帜的中等学校图书馆。一时间,复旦校园气象一新。
(二)百年校门重建记
  现在的校门是一座高大的红砖牌坊,是复旦百年校庆时以复旦公学时期的校门的样式作为模版重建的,也就是原李鸿章祠堂的大门。
  原李公祠大门由德国建筑设计师,以当时风靡欧洲的欧巴风格为主,以中国牌坊为顶端,覆盖琉璃瓦,气势轩昂,加上镂花铁门,中西合璧,成为老上海一景。后成为复旦公学、私立复旦大学、复旦附中标志性建筑。
  老校门是复旦历史的见证。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从这里走出学校,投身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洪流。上海解放后,复旦师生来到老校门前载歌载舞,迎接复旦的新生。年轻的复旦学子走出校门,走向祖国各地,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
  因为年久失修,老校门墙体松动,以至于最终倒塌。在百年校庆时,根据广大师生和校友的建议,学校决定复建复旦老校门,目的就是要纪念复旦百年的历史,继承发扬百年复旦的精神,团结凝聚海内外校友。重建的校门于2005年11月竣工,依然古朴典雅,红砖黛瓦,石雕梅兰竹菊为饰,三拱门洞,曲张庄重,气度不凡。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提写的校名“复旦中学”几个大字,镌刻于门楼之上,配以校门上醒目的校徽,从整体上,给人宏大、气派之感息。校门建成后,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孙女马玉章和复旦大学校史专家许有成教授为之剪彩。
  校门是复旦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复旦中学和复旦大学同根同脉,同舟共济半个世纪;见证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自强不息,育才强国”的教育理想与追求;见证了中国近、现代的民族教育发展的历程。重建百年校门,薪传复旦精神。让我们缓缓地推开这扇承载复旦百年沧桑的老校门,共同创造复旦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三)登辉堂焕然展新姿
  登辉堂是复旦中学百年校史陈列室,位于校园的西侧。古色古香的登辉堂原是李鸿章祠堂的主体建筑享堂,名为“丞相祠堂”。祠堂1904年建成,无论是门外的石鼓,还是留存至今的铜盆,都沉淀了百年的沧桑。而这块衣冠镜虽然抗战期间被流弹击穿的弹孔犹存,却没有碎裂。而作为檐角飞翘的典型明清园林建筑,无论是鎏金的反映24孝故事的木刻,还是堂内横梁上的如意、蝙蝠等吉祥花纹,都十分的精美。
  1912年李鸿章祠堂成为复旦公学校址后,300平米的“丞相祠堂”大都作为学生集会、开会的场所。李登辉先生从1913年出任复旦校长以来,一心办校,为复旦操劳了一生,贡献了一生。他以至正至大的胸襟,树立起了“牺牲、服务、团结”的复旦精神丰碑。为了彰显复旦李登辉对复旦的卓越贡献,1935年,学校将“丞相祠堂”更名为“登辉堂”。
  历经百年,岁月无情地侵蚀着登辉堂,这幢建于清末的珍贵建筑70%的结构已经严重受损。整幢祠堂明显倾斜,屋内的屋脊脱节、木柱腐烂,摇摇欲坠。正值此时,李公祠堂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为了留住历史名校的文脉,复旦中学在上海市文管委、区教育局等各方的支持和配合下,从2004年3月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全面而谨慎的“大手术”,一砖一瓦、里里外外的雕花、梁柱等,无不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古朴风格,领略到近代工匠精湛的手工技艺。
  04年登辉堂修缮一新,门前是宽敞高大的廊檐,抬头望去,只见4大块金漆雕花拱板上,龙凤呈祥、刀马人物、喜鹊登梅、苍松雄鹰等画面栩栩如生,映衬得整个外廊金碧辉煌。建筑的南北两面都是高大的花格木窗,通透明净。室内地面铺着苏州出产的“金砖”,高大的柱子把人们的眼光自然引向穹顶。高耸的屋脊上雕塑着龙的图案,还有“万代公侯”4个大字。
  经历了百年沧桑,登辉堂终于得以重生,它是独特、厚重、悠久的复旦文化和历史的象征。为了让市民更多的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上海市文管会和长宁区政府特意把长宁区文物登记保护单位李鸿章祠堂列入到了13个开放点之中。
(四)邵力子与力学堂
  古老的登辉堂因为李登辉校长而生辉;力学堂因为邵力子、于右任校友、教师、校董而深沉。邵力子先生是复旦名誉法学博士(1930年),他既是复旦最早的学生之一,也是复旦实际创办人之一,复旦校董之(一)复旦教师之一,此外,他还是中文系、新闻系的早期开拓者。辛亥革命后李公祠被政府指定为复旦校舍,但李鸿章后人李经方提出诉讼要求收回祠堂,在邵力子等人的帮助之下,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会令拨李公祠屋宇基地永为复旦校产,此案始定。
  20世纪20年代起复旦附属中学声誉在社会上十分看好,全国各地生源,络绎不绝来校,校舍不够应用,在相伯楼原址上,造了三层南宿舍大楼。1931年殷以文主任别出心裁用公债方式又集资造一座水泥钢筋四层大楼,作为中学的办公大楼和教学大楼。欧洲风格的大楼于1932年秋落成。为了感谢老校友邵力子及夫人傅学文对学校发展的贡献,李登辉校长特命附中新建教室楼为“力学堂”(取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名中各一字)作为纪念,并举行了命名典礼。1934年12月20日,邵力子夫妇亲临华山路落成剪彩典礼,一时车水马龙,盛极一时,成为复旦附中校史上另一个闪亮点。现在挂于正门之匾额“力学堂”三字,则是复旦校友,近代书家于右任所书,笔力浑穆遒劲。
  为民族崛起富强的教育先哲,毕生呕心沥血,实践着教育强国的理想。历来复旦名士的信仰、事业、精神和成就,是复旦历史文化沉淀的重要部分,是复旦“树民族根、铸爱国魂”教育核心的宝贵财富,是复旦“自强育人”的丰厚教材。瞻仰着力学堂中的邵力子像,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五)“努力前程”纪念碑
  入校门,右小草坪树有一碑,上镌四字“努力前程”,遒劲有力。这是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孙中山先生,应复旦学生之邀,欣然在《复旦年刊》上题的字。
  孙中山先生一生重视教育,他认为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更是对复旦倾注了极大的关怀。
  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学校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后因政局更迭,经费无着,师生流离,学校一度散架。1912年初,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报告。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不仅指拨了徐家汇李公祠堂为校舍,还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1912年,复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中山先生被邀为校董。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惟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在中国高校史上,还没有第二所学校有过复旦这种荣幸,可见中山先生对复旦寄托着厚望。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没有辜负中山先生的厚望,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
  1922年2月,正式由徐家汇李公祠搬迁至江湾新校址,复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中山先生,应复旦同学之邀,欣然在《复旦年刊》上题了“努力前程”四个字,既是先生对复旦学子的殷切希望,又是对复旦事业发达的热忱肯定。
  为迎接百年校庆,弘扬复旦精神,2001年学校采纳师生建议,将孙中山两次题词的手迹刻成纪念碑,以永久缅怀孙中山对复旦的厚爱,激励复旦师生永远努力前程,为中华振兴与世界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六)“五四上海第一钟”
  这本是一口极普通的钟,因为在复旦的校园里,所以最初也仅用作上下课和校内集会的工具,偶尔也有顽皮的学生打击几下。然而1919年5月6日使它不再普通。
  1919年5月5日清晨,一阵急促的钟声传遍了复旦校园。大家互相在问:“出了什么事?”
  邵力子先生是复旦国文教员,当时兼任《民国日报》总编辑。5月5日深夜,他收到了关于北京爆发学生运动的专电,便立刻打电话首先通知复旦学生。天刚亮,他就从市区赶到学校,亲自敲钟集合同学,报告了北京传来的学生运动消息。之后,复旦学生自治会通电全国,发起成立全市学生联合会,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一时间,复旦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和大本营。上海的五四运动也因之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这口老校钟也被称之为“五四上海第一钟”。解放战争时期,这口老校钟的宏亮钟声又回荡在校园内;据老地下党员邹剑秋同志介绍,当年复旦进步学生聚会反抗国民党,每当反动军警进校抓捕同学时,都会鸣钟示警。
  如今,这口历经过时代风云、周身铜锈的“第一钟”正静静地安置在校史馆内,校钟青灰色,是由锡铜合金打铸而成,高40厘米 ,直径43厘米,重达96斤,钟体上刻有“復旦大学校钟 民国五年冬置”字样。现在它将与校史馆内的先贤画像、历史文物一起,期待着复旦第二个一百年的辉煌,期待着中华民族新世纪的腾飞。
  1999年5月7日深夜,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导弹轰炸。时因白血病休学在家的复旦中学1996级学生顾林滨,愤而执笔,投信美国驻沪总领事馆以示抗议。同年,顾林滨因病去世。“五四钟声长鸣!”保存在复旦中学校园内的这座堪称上海“五四”第一钟的历史名钟依然激励着复旦师生。
(七)行毅体育馆
  充满现代气息的行毅体育馆,于2003年11月落成。“行毅体育馆”匾额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亲笔题写,“行毅”两字含义是:践行陈毅市长的品格,发扬复旦牺牲服务团结的精神。
  复旦有重视体育的传统。1907年,马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时,就曾聘请法国军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1907年严复任复旦公学监督时,曾请美国武官来教体操。1912年在洪深教授建议下,学校规定体育为必修课。由于学校重视体育活动,在二三十年代复旦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篮、足、排三大球久负盛誉;在田径、游泳和技击方面也有不少人才。特别是复旦男排,曾经转战南洋,东征日本,载誉而归。
  新建成的体育馆美观大方,它那纵横交错的线条弹奏出青春的活力。一进馆内,一组反映复旦传统体育项目的壁雕呈现在眼前。馆内有标准的舞蹈房、篮球场、网球场以及乒乓训练场。
第四章  先贤风采
  内容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先贤风采”讲述的是创校先贤、已故人文名家的事和优秀教师及群体的事迹展示;另一方面是春风桃李——从复旦中学走出的文化名人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复旦中学不但涌现出众多的学术大家,该校历届毕业的学生中,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才,对祖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生理学家蔡翘
  蔡翘,字卓夫,广东揭阳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幼年就读于本村振华小学。1913年,先后在广东省潮安县金山中学和上海复旦中学读书。1918年9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1919年秋,赴美国留学。1920年春,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心理学。1922年夏,转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习心理学,也研究生理学和神经学。1925年夏,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1927年加入中国生理学会;同年秋,中央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吴凇成立,转至该院,又创建生理学科。1930年秋至1932年春,先后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等生物学实验室进行研究。1934年被推荐为英国生理学会会员。1932年春回国,继续在上海中大医学院执教,半年后,应聘到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1936年底,离开雷士德医学研究所。1937年任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大医学院迁至成都,继续任教授,并一度兼任药理科主任。1941年6月,创办《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会志》。1946年春,随中大医学院回南京。194s年代理中大医学院院长;同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后,仍任医学院院长。1952年南大医学院改编为第五军医大学,任校长。1954年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和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被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被选为生物学部委员。1961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起,担任中国生理科学会理事长。1981年11月,任生理学会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著有《睡眠过程中呼吸变化的机制》(与人合著)、《关于语言强化运动性条件反射的机制》(与人合著)、《疲劳问题》、《宇宙医学问题》、《睡眠深度的测定及其变化的规律》、《自主神经反应型问题》、《生理学》、《人类生理学》、《生理学实验》(与人合编)等。
(二)学界泰斗蔡元培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23岁中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
  1912年1月就任蔡元培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即谋求以西方现代教育的基本原则来改造清末颁行的癸卯学制,于1912年正式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
  这一学制体现了资产阶段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要求和教育原则,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专制主义教育。新学制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国民教育方针,应以养成共和建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新学制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的改革,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雏形。
  1913年任复旦公学校董。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将北大改造为焕然一新的最高学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中心。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7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兼司法部代部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冬上海沦陷后移居香港。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悼念,称其“为革命奋斗四十余年,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勋劳卓著,培植无数革命青年”。毛泽东更是称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给予这位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开拓者以崇高的赞誉。
  被毛泽东称为学界泰斗的蔡元培与复旦是颇有渊源的。早在1902年,34岁的蔡元培为进一步研究欧洲文化,登门拜马相伯为师,再三恳求长自己30岁的马相伯,像当年初教梁启超那样教自己拉丁文。马相伯被蔡元培执着的求知精神所打动,同意收他为弟子。从此,蔡元培每日清晨,从任教的南洋公学步行至徐家汇天文台马相伯住地学习,风雨无阻。当时,马相伯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外语人才,精通法文和拉丁文。为珍惜这一学习机会,蔡元培又选派了二十几个南洋公学的学生,与自己一起学习拉丁文。渐渐地,马相伯教授拉丁文的名声远播,各省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来沪求学。在此之前,马相伯就有心创办一所学校,在门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创办正规学堂的想法离现实更近了。1903年,南洋公学闹学潮,200名学生不满校方压迫,集体退了学,蔡元培引荐部分学生来投马相伯,之后遂有了马相伯毁家兴学,创建震旦。震旦学潮后,1905年马相伯在严复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又创办了复旦公学,学生们得以回到马相伯身边继续学业。由于蔡元培与马相伯的这层师生关系,在他作了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之后,先是按孙中山的指示,拨巨款拨校舍,救助困境中的复旦公学,后又邀请严复、马相伯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
(三)国学大师陈寅恪
   “国学大师”陈寅格, 1905年入学复旦公学,1909年毕业。他身材消瘦,也不高大,加上颇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格自复旦公学毕业后,辗转游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既无大部头著作,又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陈寅格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归国时年36岁。
  那时的陈寅格幽默博学,他曾送给学生们一幅对联,称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导师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溥仪的读书顾问。有一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格应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就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上联仅是三个字:孙行者,他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
  1927年夏天,王国维投昆明湖而孔。第二年,清华国矗立起一座纪念碑。陈寅格把他对志同道合的挚友以及学术和文化的信念都融于他撰写的300字碑文里。在日后的峥嵘岁月中,他始终坚守着碑文里的十个字:“独立之,自由之思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22天后传闻日军就要求清华接受。得知此消息,陈寅格沉痛地对相交甚笃的吴宓说:“在此生命无忧,入城了免受辱”。他决定即刻离开清华国。
  离开时太匆忙,许多珍贵书籍和手稿都留在清华,其他东西都可抛弃,惟这些最惦记。于是,他让侄子从北平回清华取书。总算顾了一辆出租小汽车,慌忙中只能把书桌内外及周围一些手稿和书胡乱装满一车。刚驶出西校门,一辆日军坦克迎面驶来,一番检查净是些线装书,就放行了。
  陈寅格的父亲陈三立这位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不堪忍受异族侵略,绝食5日愤然弃世。国仇家恨郁结于心,加上长年用功,陈寅格高度近视的右眼忽然视网膜脱落,几乎丧失视力。一天晚上,陈寅格等父亲灵前亲友离去后,仍久久斜卧在走廊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之后他决定放弃手术复明的希望,奔向清华内迁的临时校址。离开北平前,陈寅格把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携夫人和三个女儿踏上了流亡之路。到长沙不久,时局告急,又南迁云南。万里迁徙,一路艰辛。在挡不住风雨的茅草房里,陈寅格就着箱子,汗流浃背地坐在小凳子上写文章。(为了补充点营养,家里养了一只母羊,他在下课后带着女儿放养,父女闲聊走过山间小路,那是他难得的愉悦时刻。)当书到长沙,可悉数毁于战火。陈寅格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在赴路上,他特地买了一只高级皮箱装他的研究著述手稿和书籍,从铁路托运,但由于当时越铁路上难民相挤,小偷猖獗,他那只沉甸甸的新皮箱被小偷误认为必藏贵重财物而窃走。这些令陈寅格痛心不已,他日后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依靠自己的记忆了。有时即使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身体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他仍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寅格一部部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议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中古史名著问世了。
  在谈及为何撰写议稿时陈寅格正言曰:“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王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可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可亡,然民族精神文化不可灭。”陈寅格藉以唤起中国学人的注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
(四)高凤谦校长
  高凤谦,福建长乐县人。早年自号“崇有”,取《崇有论》之旨(三五),晚年只用他的表字“梦旦”为名。“梦旦”,寄寓着在茫茫长夜里想望晨光的到来,一生追求光明的理想。 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任复旦公学监督(校长)。心系教育 1903年冬,应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张元济之邀,高凤谦到了商务印书馆,除了一度在1909年出任复旦公学校长外,一生与商务同舟共济30余年。 十分重视教育事业的高凤谦,深入考察日本,发现教育的根本在小学。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套像样的小学教材,他认识到要彻底改变“文人入仕、八股为尊”的观念,还得有一套有足够分量取代四书五经的教材。 1904年,由高凤谦、张元济合编的《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以及自编小学正式算术课本问世,受到社会人士广泛喜爱和好评,不及西周,即纸贵洛阳。这一套教科书在教育界风靡数十年‘,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学刻的影响。新式学校发展后,由于教学研究的需要,社会上对工具书的需求大增。过去的《康熙字典》己不适应要求,于是经高凤谦倡议在编译所内设辞典部,着手编《新字典》和《辞源》,他也亲自参加并经常与主编探讨争论。历时8年的努力,有学术质量的《新字典》和《辞源》相继出版,十分畅销,并且受到教育界的重视。
  感动胡适高凤谦是一位有事业心、淡泊名利的忠厚长者。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觉得商务的出版物已落后于时代,而自己又不懂外文,考虑到商务的前途,产生了“举才让贤”的想法。1921年春末夏初,高凤谦千里迢迢亲赴北京,邀请不满三十的北大教授胡适主持商务编译年工作。胡适感动地说:“我决不会看不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他答应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去住一两个月,看看里面的工作,看看自己配不配接受付托。胡适在上海的45天,高凤谦天天陪着他了解编译所各部门工作,介绍同仁,每天从家中送饭来,和他同吃午饭。但最终胡适自觉不胜担任此职,而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高凤谦一如既往,又每天陪同王云五到编译所走动。一个月后,他辞与所长职务,由王云五继任,并一直尽心尽力相助。每念此段经历,胡适顿觉其中的美意,为之动情:“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中志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托给了一个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付托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世人思念的”。高凤谦期望光明,最能欣赏也最能了解新鲜的世界。于是,他:三十年编纂小学汉科书,三十年提倡十三个月的历法,三十年提倡简笔字,提倡电报的改革,提倡度量衡的改革。《康熙字典》检字不便,引来高凤谦思创新法。在得力于林语堂创造的一种首笔,检字法的启发,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他只按安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的214音日,就相近者合并为80部,并确定上下左右的部居。自认此法不够完善,年以未公之于世,又继续研究。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高凤谦便把自己的研究草稿交给他整论,支持和赞助他深入研究下去。王云五在高凤谦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再探索,经于在1926年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并立即应用于该馆所出版的字典编排。
  
  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
  —— 车尔尼雪夫斯基
(五)复旦保姆李登辉
  李登辉(腾飞)祖籍福建同安,父母为南洋群岛华侨,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为了振兴祖国,一九○五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主持复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达四十年之久。当年,李登辉回国时,还不大懂祖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大了解祖国的实际情况。李登辉为复旦校长兼任教课时,曾述及他回国时北上应试时的感想。他说,一到北方,就看见“满坑满谷”都是官,打官话,装官腔;重虚伪,轻实际;上下贪污,贿赂成风。他看得头痛极了,下定决心“教育救国”。同时,他立志发愤学习祖国语言文字。他每天早上与夫人汤佩琳坐着马车来校时,拿着《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抓紧时间要夫人教他国文。后来他不但能用汉语作长篇大论演说,而且还能引证“四书”了。当时有几个大学生的国文程度还不及他呢!他继续攻读古文,并把一些有教育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译成英文,编入讲义,或发表于西报。他这位大学校长先生,比小伙子学习还起劲。他经常对学生说“学无止境”。清代末年,李主持吴淞复旦公学教务时,经常搭火车往来吴淞与上海之间。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看报,听见另一车厢里有女人叫喊的声音。跑过去一瞧,见有几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中国妇女。他愤怒了,用手杖指着那美国兵厉声说:“什么事?停止!停止!”美国兵听到他流利的英语,又看他是个上流人的样子,也就住了手。那妇女乘机逃走后,李又教训了那些美国兵。他们被训得面红耳赤。有一个悍然抢过他的手杖,掷到车窗外面去了。李奋勇奔上去,撕下了那个美国兵的肩章。这时火车刚停靠站头,李立即管自下去了。美国强盗用茶杯掷向他,想追打他而火车已开动。第二天,李到外滩去访问美国领事,对美国佬大讲道理,表示决不允许美军在中国胡闹云云。那时清政府崇美惧美,美国的军人在上海为非作歹,清政府不敢交涉。李登辉敢于斗争,并向美领事评理。当时《申报》等即略予报道。李事后在课堂里对学生说过:“外国水兵常在上海调戏女同胞,侮辱中国人,为什么中国官厅置若罔闻?我撕了他的肩章对不对?你们有什么意见?” 老校长李登辉曾提出六个字的复旦精神:服务、牺牲、团结,今天来看,也还不无启发。在他长期的教育生涯中,认识到应该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三者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其中尤以德育最为重要。因为仅仅体育好,只能造成蛮横的强力;仅仅智育好只能造成狡猾的白私。社会上最可怕、最危险的人,是那些没有道德而又足智多谋的人。他指出,在五四远动时,北洋军阀政府中身居高位的留学生被青年打倒,国民党政府中,在五四运动中打倒他人的人,现在又必须他人起来打倒。在国民党中,“有许多号称革命领袖的人物,怕只是投机成功的专家”。他认为个人的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都是一句空话。 一九三零年,他在《成功的意义》一文中说,只有以牺牲、博爱换得的成功,才能万世不朽,与日争光;只存丢开了自己私人的成功,而致力于大众的成功,忘却小我、致力大我,才能受万流景仰、百世师宗。一九四三年,李登辉处在敌伪的上海,他仍然教育学生:“诸生当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出校以后务须发挥复旦之此种精神”,“以爱护其国家”。 抗战胜利以后,李登辉发现国民党更加腐朽,对国事忧心如焚。他在一封信说:“世风较前更下,人心较前更险,国民道德普遍低落,上下交征以利,寡廉鲜耻,莫此为甚”。一九四七年七月五日,李登辉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再次阐述复旦精神的含义。他对大学毕业生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你们穿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应当对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还需要团结。全体人民团结,中国才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
  “服务、牺牲、团结”是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师生校友的嘱咐。这是一个爱国的老教育家的恳切希望,更是他留给复旦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 ———李登辉
(六)农业化学家李庆逵
  李庆逵,字和成。1912年2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的一个书香门第。 1925年在宁波效实中学初中部毕业。1928年毕业于上海复旦中学高中部。193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经翁文灏引荐,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工作。1944年,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6年获农学硕士学位,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仍工作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于1953年组建为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现更名为南京土壤研究所),李庆逵先后任该所研究员、副所长和名誉所长等职。并于1957—1962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副队长,1978—198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长沙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所长。他还兼任过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1956年,年仅44岁的李庆逵就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称号。3次获“江苏省劳动模范”的殊荣。历任中国土壤学会第(二)(三)(四)五届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和中国化肥学会的副理事长。
  李庆逵还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和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副主任委员和南京市委主任委员,现为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参议员。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五)七届代表。1983年起任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李庆逵也是国际土壤学界的知名学者。1950年他当选为第四届国际土壤学会副主席。1980年受聘为在荷兰出版的国际《肥料研究》 (FertilizerResearh)杂志的编委。1987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授予他“著名科学家”荣誉称号及奖章、奖品。
  李庆逵从事土壤及土壤植物营养化学研究已达60年,其间,曾发表论著80余篇,并多次获奖。为我国土壤科学及化学肥料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的一生可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愿意燃烧起来! ——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七) 复旦创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他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学贯中西的人物。精通八国文字.建立了中国大学现代教育的思想体系,创办震旦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出的建立“函夏考文苑”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建立科学院的设想。
  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徒的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12岁那年.少年马相伯瞒着父母,一个人乘船去上海.进入教会办的徐汇公学学习。18岁时.马相伯的法文和拉丁文都已学得很好,上海租界的法国领事重金聘请他为秘书,但是马相伯婉辞了这份工作:“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用的。”
  37岁那年.马相伯走出徐家汇.登上了大清帝国内政外交的舞台。成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参加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之后.马相伯重回教会.赋闲于徐家汇。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故事,已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3000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当时常有名士、后学叩门求教。其中就有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蔡元培任教南洋公学时,每天清晨五时,都要挤出时间从南洋公学(今交大)步行来到土山湾(今蒲汇塘路一带)马相伯的住所.等马相伯醒来,做完晨祷,跟着老人的口型练习拉丁文。无论寒暑,亦步亦趋,毕恭毕敬,堪比“程门立雪”。
  1903年.马相伯创办了震旦。这是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私立大学,办校基金就是马相伯当年给教会的捐赠。
  
  马相伯爱护学生,只要有才能的人,愿意学的人,他都会收入门下。于右任是他的得意门生,当年因做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亡上海。马相伯听闻此事.就找到于右任,收于门下.免其学费。
  此后,耶稣会干涉震旦学院办学,违背学校的民主自治传统,并剥夺了马相伯的学校主导权。而学生则闹起学潮,离开了学校。学生推举了于右任、邵力子等7位学生代表找到马相伯.希望他能带领他们重新开始。这个已经66岁的老人一面为学校的解散伤心.一面为学生的命运担忧.对着学生哭了。后来.马相伯带领退学的学生在吴淞找到已经废弃的提督衙门为校舍,又办起复旦公学。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
  1919年起.马相伯幽居在上海徐家汇由教会管理的一所孤儿院内。此时的他已经散尽家财,悉数用于兴学。儿子病故后,马相伯的学生为他年幼的孙女集资万元作教养费.而马相伯却托人把这笔钱捐给启明女子中学作教育经费。据孙女马玉章回忆.小时候跟爷爷一起出去.爷爷总会很高兴地指着路边的学校告诉她.这是爷爷捐献的,那也是爷爷捐献的。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已经九十多岁的马相伯不顾年迈体弱,奔走呼号,发表演说,激励国人御侮自救.共赴国难。为支持前方抗日.马相伯写字义卖。一个寿字,30元钱,写副对联50元钱。当时他一只脚有病,不能长久站立,就由两人扶着,一只脚站着写字。实在写不动了,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连着写,就这样义卖了10万元钱。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1939年.这正是抗战艰苦的时候.他的家乡已经沦丧,他创办的学校已经内迁,他正在流亡路上。临终前,有学生到越南谅山看望他,老人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 ——马相伯
(八)“力学报国”邵力子
  邵力子既是复旦最早的学生,又是复旦的教师、校董,他在复旦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又以爱国、民主的精神,推动复旦的发展。
  1902年,邵力子在南洋公学特班学习,秋天去杭州应考期间,南洋公学学生为了反对学校行政的封建压迫,集体退学。1903年春,退学学生一部分创办了爱国学社,一部分和马相伯先生筹建了震旦学院。邵力子也进人震旦学院学习。在震旦学院,他深受爱国老人马相伯的熏陶,确立了“力学报国”的决心。
  1905年,法国天主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阴谋篡夺震旦学院的领导权,全校学生群起反抗,决定集体退学,并推举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七人为干事,协助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1906年秋,邵力子离开了复旦。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邵力子回到上海,参加《民立报》工作。当时复旦吴淞校舍为光复军司令部所占,经费无着,几有停办之虞。邵力子与于右任一起,将复旦情况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汇报,孙中山先生认为复旦是一所富有反抗外国压迫精神的学校,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拨发补助金1万元,指定校址,协助复旦复校。此后,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等人在《民立报》馆二楼,设立“复旦筹办事务所”,促成了复旦的复校。宋教仁遇害后,邵力子继任《民立报》主笔,写下多篇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和短论。
  1913年3月,邵力子兼任复旦公学国文教师。他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反对专制制度,抨击袁世凯复辟阴谋,常出王莽等题目要学生做作文,以启发学生觉悟。
  1919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5月5日晚,他收到北京关于“五四”运动的专电后,立即打电话到复旦大学,告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及被捕情况。5月 6日上午8点30分,他又赶到复旦大学,亲自敲钟集合同学,详细报告北京情况,并且说:“我们学校里面的同学,对于国家观念,是比较完备的,今儿……再不表示表示我们刚毅果敢的精神,那不辜负了学校平日的训诲,你们自己又怎样对得起你们自己的良心呢?”在邵力子的号召和李登辉校长的积极支持下,复旦学生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支柱。
  邵力子还曾担任复旦国文部的主任,1924年他提出将国文部改为中国文学科,担负起培养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人才的任务,1925年复旦中国文学科正式成立。
  1925年夏,邵力子去广州,对复旦仍极为关心,每逢重大问题,学校难以解决时,总是出大力援助。
  如上海徐家汇李公祠校舍,原为前清邮传部暨招商局拨款建立,很明显此系公产,辛亥革命后由江苏省都督庄蕴宽拔为校舍。1925年李鸿章后人李经方提出诉讼,赖邵力子之力,1931年 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会令拨给李公祠屋宇基地永为复旦校产,此案始定。为了感激邵力子对母校的支持,1934年12月20日,李校长特命名附中新建教室楼为“力学庐”以资纪念,并举行命名典礼。
  又如,复旦是一所由爱国师生自己创办的学校,学校经费非常困难。邵力子发起组织校友会,发动同学关心母校,支持母校,他自己也经常向学校捐款。1935年,为了庆祝复旦成立30周年,他一次就捐款2000元,以帮助母校的发展。
  再如,复旦是一所爱国民主的学校,“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在“一二·九”运动中达到了高潮,成为上海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度想封闭学校,只因为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从中阻止,始免于难。同时邵力子还努力保护复旦的进步教师,如陈望道等人。《文摘》杂志上的许多进步文章也是经邵力子的同意才得以发表的。
  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 列夫·托尔斯泰
(九)爱读书的孙科
  孙科(1891一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子。1934年4月,孙科担任复旦名誉校董。虽然孙中山先生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孙科热衷于教育,是有口皆碑的。孙科是广东中山纪念中学的创始人,当时没有建校用地,孙科就在自己的祖坟上建学校。单从这一点来说,孙科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因第二任校长杨国荃镇压学潮,孙科就亲自担任了纪念中学的校长,并兼任校董会主席。在学校建校的纪念碑文上记载着:“总理生平善用才,而尤重育才。”可见孙科建校完全是继承父志,把教育当成了革命的一部分。
  养浩然气、读有用书! ——孙科
  据有关资料显示,孙科一直热心文化和教育事业,曾经同时兼任岭南、暨南、东吴等大学的校长。他在美国期间,曾是檀香山同盟会机关报《自由新报》的编辑,并写下《扬州十日》、《文字狱》、《禁书》等文章,为发动华侨支持革命振臂疾呼。可以说,从一开始孙科就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是一个有追求的读书人,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养浩然气、读有用书!
(十)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先生一生重视教育,他认为人才培养对实现救国救民大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他早在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之前,就对复旦大学倾注了极大的关怀。
  1911年秋,在辛亥革命中,因光复军司令部占用了位于吴淞的复旦校园,学校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后因政局更迭,经费无着,师生流离,学校一度散架。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复旦同学纷纷找到出任临时政府交通部代部长的校友于右任,要求他做工作,尽快在上海复校。1912年初,于右任与邵力子等面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递交了一份请拨徐家汇李公祠为复旦校舍的呈条。中山先生在临时政府经费紧缺、四处举借外债的情况下,不仅批准了徐家汇李公祠堂为校舍,还拨出一万银元,作为复校经费,挽救了复旦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这一年,复旦成立了历史上第一届校董会,中山先生被邀为校董。这是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身份,唯一一次出任一所私立学校的校董。
  有着反帝爱国传统的复旦师生,没有辜负中山先生的厚望,他们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站在上海斗争的最前列。1919年5月6日清晨,当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复旦,全校沸腾,校学生自治会立即通电全国,声援营救被镇压的北京学生。复旦还发起成立了全市学生联合会,带领八十多所学校的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五四运动,一时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指挥部与大本营。 5月26日,中山先生派代表约见了市学联会长复旦学生何葆仁,转达了中山先生的意见:你们这种爱国行动很好,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得知学生们进入租界游行受阻,中山先生以自己的名望,请了一批英法等国的律师,作为学生行动的后盾。当时,上海还未收回领事裁判权,工部局禁止学生进入租界游行,巡捕房抓了人,中国的律师无权上法庭辩护。有了中山先生的支持,学生们有了法律支持,终于冲破禁区,进入租界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斗争。6月2日,中山先生在寓所接见了何葆仁和朱承洵(复旦学生、市学联总干事长),热情赞扬了上海学生反帝爱国、团结斗争的精神。
  这年10月,中山先生应复旦校长李登辉之邀,为师生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于至短之时间,收绝大之巨效,足见结合者强也”。演讲结束之后,朱承洵代表市学联去中山先生寓所答谢先生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先生兴冲冲拿出笔墨,在长约四尺、宽约九寸的宣纸上,写下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语重心长地对朱承洵说:“天下 为公,是要天下鼎鼎大公。实现了天下为公,就可以达到世界大同了。这就送给你了。”
  1922年2月,正式由徐家汇李公祠搬迁至江湾新校址,结束了建校17年没有固定校舍的困境,复旦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23年2月从广州回沪的中山先生,应复旦同学之邀,欣然在《复旦年刊》上题了“努力前程”四个字,这既是先生对复旦学子的殷切希望,又是对复旦事业发达的热忱肯定。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孙中山
(十一)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66年在数百人的考试中名列第一,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届留学英国的学生,主攻海军驾驶。他深知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发奋学习。在英国读书期间,严复花了大量时间,到伦敦各大图书馆阅读大量的西方学者著作,接受进化论思想。正是有了这样的积累,日后严复才被蔡元培等人称作“中国西学第一人”。 1906年,复旦分学校长马相伯去日本,写信给当时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的严复,请他接任校长一职。严复的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废除八股,讲求西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他积极支持复旦公学,应该与此有关。严复任复旦公学校长不久,学校资金吃紧,学校员工有两个月都没拿到工资了。无奈中,他想出了寅吃卯粮的办法,多次到南京去面见两江总督端方,商量预支一部分明年的经费。经端方同意,从一九零七年起,由地方财政中拨给纹银一千四百两为复旦经费,复旦财政困难的状况才开始缓和。严复担任复旦公学监督期间,励精图治,亲自批阅学生翻译作品,并请美国武官来校教体操。特别是当时学校布告,均由严复亲自撰拟和抄写,词句华美,书法秀逸,深为同学喜爱,有人一看布告出来,立即摄影保存,一时传为佳话。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的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的总监。两个月后,教育部下令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严复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实现了其一生崇尚教育,视教育为救国之本,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已任的远大抱负。严复不但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在家庭生活中,严复也能受纳儿女的“忠言”。他曾因一只专用的精美瓷碗被佣人不慎摔破而发脾气。二女儿见状,莞尔一笑,反问父亲:“天下哪有不碎的瓷器呀?”他于是不再说什么了。事后还夸奖她能“规父之过”。 严复十分关心儿女的学业。在家时,常抽空教他们国文、英语和算术,还聘请桐城的金先生专授古典经书,约请外国小姐面授英文。有时儿女将习作呈寄,他先是肯定:“吾儿书画,日来皆有进境。”继则细加指点。当有人称赞大儿子的书法与诗词有青出于蓝的气势,严复听了,高兴得呵呵大笑。  在重男轻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严复却对儿女一视同仁,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严复从不放松教导儿女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他勉励“好男儿报国在今朝”,“男儿生世,弘志四方”,鼓励他们遇事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大儿子从国外归来,想在家乡休息三四个月,他马上劝说,促他要抓住机遇早日北上,不要浪费时光。严复爱子情深,故责之也切,曾作诗示三儿子:“不胜舐犊情,为儿进苦口。” 
  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 严复
(十二)复旦孝子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诱人。“右任”是他开始向报社投稿用的笔名,后成为他最常用的名字;其他的笔名有骚心、大风、神州旧主、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一杜鹃、关西余子等。他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被誉为“当代草圣”。于右任青年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立下卓越功勋;他积极倡导国共两党合作,兴办教育、兴修水利,是真诚的爱国者。 1903年,于右任在陕西乡试中以第十名中举,被称为“西北奇才”。同年春天,因批评议论时政,受清政府的迫害,化名“刘学裕”逃到上海,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剪掉脑后象征腐朽、落后和屈辱的辫子。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收集和阅读传播进步思想的出版物。于右任听说震旦公学的马相伯先生到处打听他,非常感动。对于马先生的人品和学识,于右任一向很佩服,很崇敬,早就想拜识先生。于右任终于与马相伯见面了。马先生拉于右任坐在自己身边,问这问那,说了许多勉慰的话。并一再言明,学校决定破格免收他的学杂费,接受于右任入震旦学习。马先生如此厚看,这倒使于右任感到于心不安了:“这样太给马老添麻烦了!” 马老摆摆手,感慨地说:“为国家培养栋梁,这也是我应尽的义务啊!” 对这段传奇的经历,有人说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人说是“吉人自有天相”,而于右任却深情地说:“亡命时期的行为(机遇)是不可以用常情常理来解释的。”
  日月如梭,于右任来震旦转眼就是一年。过完光绪三十一年春节,马校长不幸病倒,被送入上海一家私立医院诊治,学校的人事也随之发生变动。新任校长是位身高马大,体壮如牛,长着一头黄卷发的法国传教士。黄卷发校长一到学校,就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课程,唱天主教圣歌,早晚祷告和做礼拜。而且制定严厉的校规,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不许看犯禁(实则进步)书籍。对学生出入校门,会客等个人生活自由,也都要加以严格限制。这样就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不满,愤怒中的学生大批退学,以示抗议。 马相伯先生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闻。他和进步学生站在一起,郑重宣布从此脱离震旦,毅然同学生一起挥泪离开了徐家汇。震旦散学了,但是震旦的精神不能磨灭。为了表示同法国教会抗争到底的决心,马相伯先生采纳于右任等学生的建议,决定再办一所与震旦相等的学校。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进步学生的一致响应。有的说:“咱们新办的学校仍旧叫震旦,和教会办的震旦唱一唱对台戏!” 有的说:“震旦牌子叫洋人玷污了,咱们要办,就叫上海公学。” 议论来,议论去,定不下好名字。于右任几经思索,建议取名“复旦”。“复旦者,即表示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大家一琢磨,都觉得这个名字响亮。于是,一致公推于右任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于右任时时关注复旦,曾三度援手救助复旦于危急之中,有“复旦的孝子”之称。 于右任先生晚年定居台湾十多年,无日不梦萦魂系大陆,怀念大陆的亲朋故旧,企盼祖国早日实现统一。于右任在《望大陆》一诗中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先生长期思念故乡,于一九六四年四月病逝于台湾。先生生前表示:死后葬在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山处,可以时时望见大陆。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于右任
(十三)气象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字藕舫。1908年入读复旦中学。1910年是第二期“庚子赔款”(当时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中付给美国的部分)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回国后,创建东南大学地学系,后任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气象科学奠基人,我国气象、地理学界“一代宗师”。
  竺可桢,生于1890年3月7日。父亲竺嘉祥是绍兴上虞东关镇上有名的老实人,开着两间屋面的米行。母亲顾金娘性情贤惠,不识一字,却懂得不少为人哲理的开明女性。据家谱所录,顾金娘在生儿前几天做了一梦,梦见一只大熊,解梦先生称这是应中国古代“梦熊来兆”那句俗语,因此被取名“兆熊”。5岁的竺兆熊,已能识字千余,父亲便把他送进镇上唯一的一所敬义小学,不久,又聘私塾先生在家启蒙。先生给他取了个学名“可桢”,意在将来必成国家栋梁之才。不到两年,“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之类读本,已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他便串门于同学和乡邻之间,寻觅各种各样的线装书籍。
  父母多次商量后,决计把自家天井南端那间堆满杂物的小屋腾出来,作为竺可桢的“三味书屋”,并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家乡大名鼎鼎的章景臣先生来家执教。从此,竺可桢如鱼游河海,每天5点独坐纹形斑驳、古趣盎然的石板凳上背诵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两年不到,背得滚瓜烂熟,先生只好把自己的藏书搬了出来。1899年竺可桢考入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毓菁学堂”,一读就是6年。
  就在竺可桢小学毕业那年,家境每况愈下,眼看一心进科学学堂求读的愿望要成泡影。章景臣深知自己的学生求知之心未泯,将来必成大才,决定出钱自助他。这样,竺可桢考上了绍兴东湖法政学堂。但后来发现自己发展的趋向是自然科学方面,便依然离开了东湖政法学堂,孤身一人来到了上海。
  在复旦中学读书期间,竺可桢多次写下了这样的誓言:“吾将一生学好科学,吾要以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他专心致志,奋发读书。夏日多蚊,穿上竹布长衫,或用高木桶盛满清水,把双腿泡在里面;冬天严寒,就在土布衫外勒上一根布带。如此苦学善读,博览群书,为竺可桢成就学问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18年秋,竺可桢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1936年,由蔡元培等人提议,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抗战爆发,竺可桢带领全校700多位师生初迁浙西天目山、建德、后西迁江西。在如此多事之秋,竺可桢坚持学术研究。1943年,他着手研究二十八星宿起源这个重大科学史问题。仅3个月,他阅读了近百部中外古籍、近著,涉及天文气象、古诗词、算学、甲骨文、梵文等,写出《二十八宿的起源》论文。
  1949年10月,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很少坐车上下班,总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步行经北海公园,为的是观察桃花开于何日?柳絮飞于何时?而布谷鸟始叫于哪天?遇到外出,又必嘱家人帮着留心燕子什么时候飞来,让女儿观察北海的冰什么时候初融,还让邻居留意哪天杏花开了第一朵。
  有时人们不经意发现竺副院长外衣左侧上口袋颜色会不一样。原来那小口袋上插着一支白铜套子,套子里装着一支钢笔式的温度表。早辰作操时,取出来把它放在院子里,收操后又拿进屋。年复一年地抽出装进,那口袋不破才怪呢,于是请缝衣工做外套时,必多做一只,破了更换。经过23年的观察分析,竺可桢终于在1972年绘制了一幅“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为编制自然历提供了科学依据。
  竺可桢又喜欢到野外观察物候。他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像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70岁高龄后,他换上了耐磨的网球鞋,参加南水北调考察队,上登海拔4000多来的阿坝高原,下探险峻的雅砻江峡谷,收集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他又从中国古代大量的史书、方志以及古人的日记、游记、诗词中寻觅古代气候的线索,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重。直到1974年2月6日临终前一天,竺可桢用颤抖的手在病床上写下:“这天气温最高零下一度,最低零下七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这时他已不能亲自到室外观察温度,而是依照气象局的报告记录的,所以特注上“局报”两字。